9月是学校开学的日子，也是燕京学社迎来新学员的日子，是一年中最忙的时候。我发出采访申请，没想到很快就收到了裴先生的回复。几周后，我在燕京学社办公室见到了裴先生。她的日程非常满，我几乎是踩着上一个拜访者离开的脚步进去的。裴先生略有疲倦，坐在堆满书籍的办公桌后，她大概连转个身的机会都没有，就开始接受我的采访。
“一手”素材对研究很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出生于中国上海，父母当时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您一直以来专注于中国革命史的研究，这是否与您家庭背景有关? 裴宜理：我的父亲是历史学家，母亲是文学家，他们在上世纪30年代相识于上海并在那里结婚。父亲在圣约翰大学教书，母亲刚开始是在圣玛丽女子中学教书，之后也转入圣约翰大学。我的父母在中国生活近20年，他们对中国一直都有很深的感情。我想这个应该对我还是有影响的。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 我对中国革命政治投入兴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在美国上的大学)正值越南战争，我和当时的大部分美国大学生一样，都反对战争，为此我们投入到各种反战活动中去，如参加反战游行等，我甚至有一次在抗议活动中还险些被捕。而中国当时正好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其政治生态让人充满好奇。因此，我对中国的政治产生了很大热情和兴趣。当时还有一个想法，认为对中国政治的研究会有助于了解越南的情况。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再回到中国大陆的时候是1979年——进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调研，能否讲讲您当时的经历? 裴宜理：是的，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我就申请到大陆做调研访问。在此之前，我在中国台湾学习，也在日本学习过。当时，我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茅家琦教授和蔡少卿教授的指导下开展调研。那个时候中国还比较封闭、贫困。虽然申请比较困难，但是最终我还是被批准去淮北做调研了。在当时的情况下申请去调研、查档案资料都要求有很具体的说明，比较具有挑战性。留学生当时都有指导老师，在老师的帮助下，我们的学习、调研进展相当顺利。茅家琦和蔡少卿两位指导老师给我推荐各种资料和研究素材，那些东西是我靠自己很难发现的。同时，他们也把我介绍给诸如图书馆馆长、档案馆馆长这样的人，向他们推荐我做的研究。我很幸运，遇上了博学的教授，为我打开各种求知之门，因而学习和调研得以顺利完成。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获得了1993年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有评论说，它的成功立足于大量原始资料的利用。 裴宜理：我倾向于认为在中国大陆实地了解其他地方没有的资料对我的研究很重要。《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这本书的资料收集主要是在上海市，特别是上海市档案馆、上海社会科学院两个机构。我同时也参观了上海的一些工厂，采访了老工人以及参与当时组织工人运动的地下党等。 近期完成的研究安源的项目，虽然主要是在江西安源做的调研，也从南昌收集了一些资料，但是我也在其他地方比如北京、南京等地做了采访，查阅了不同地方的图书馆资料等。自1979年后，我进行的主要研究都是利用中国大陆的资料或是基于这些资料完成的。 中国革命史提供丰富学习宝藏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您长期的观察看来，您认为中国革命的特殊之处在哪里? 裴宜理：革命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且中国革命无论从时间还是地域跨度来说都更具挑战性。首先在时间上更漫长，如果说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算起，到1949年成立新中国，几乎30年的时间，这是个很漫长的历程。其次，从地域上讲，中国革命范围所跨区域之广也是罕见的。从大城市如上海、北京，延伸至农村;从海陆丰到江西、云南等地。总之，无论在地域、社会、还是文化等各个层面，中国革命都面临多样性的挑战。在不同的地方开展工作，需要采取不同的战略来应对不同的问题。中国革命拥有在不同环境下斗争的丰富实践，这是为什么我认为中国革命史可以为后继者提供丰富学习材料的原因。 虽然中国革命当时是学习苏联，但是相比后者革命根据地主要是在城市、革命依靠对象主要是工人和市民，中国的革命不仅只在城市，而且蔓延至农村并发展成根据地，参加者不仅有工人、农民，还有学生等。而且中国革命的经历更曲折、更艰难，但同时也提供了更丰富的经验。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新著《安源：发掘中国革命之传统》认为“安源革命展现了那种与地方精英合作、灵活地运用中国文化传统、以非暴力和工人教育为特质的革命范式”，而在您的多篇研究中也常提到文化与治理的关系，这是一个很独特的视角。 裴宜理：是的，我写作中经常提到“cultural governance”，这个词我还没有找到准确的中文翻译，即便在英文里，也没有很好的解释。这个词的意思是说，治理者通过使用文化符号、仪式，包括本土的、外国的文化素材，来提升和加强其统治的合法性。我用这个词就是想表达文化与政治的关系。 中国革命领导人如毛泽东、李立三等对文化传统在革命中发挥的作用尤为重视，他们善于利用传统文化、礼节来动员群众，让群众感觉到他们领导的革命是“中国的”，是他们可接受的、所认同的。当然，中国革命最初是向苏联学的，但是这些革命领导人非常善于将拿来的东西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并利用中国本身的文化符号、习俗，让老百姓更容易接受和认可。 我在去安源等地做调研的时候，感受到了当地人谈论“革命”的热情、回忆革命历史的热情，因为在他们看来，正是革命，让人们获得了尊严和社会地位，因此他们对革命的历史充满自豪。 在当代中国政治中，也可以看到对文化传统的强调。如习近平主席访问曲阜、参观孔府，通过“重访”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向民众传递出当下中国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塑造共同的认同感。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都是通过传统文化符号来展示当代政治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强调。 诚然，每个国家或者政府都会使用文化符号来寻找文化认同、引发民众共鸣。但是，中国革命尤为表现出对文化传统的重视。我认为其中原因之一，应该是来自传统儒学的影响。儒学强调文化具有强大的力量，所以文化的重要性才被中国革命领导人如此强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别之处。 执掌哈佛燕京以创新求超越 《中国社会科学报》：2008年起，您开始担任燕京学社社长，有人说您开启了燕京学社“裴宜理”时代。能否谈谈您在燕京学社的学术创新? 裴宜理：我担任社长以来，我们在变化的同时也延续继承了哈佛燕京学社的核心项目，即访问学者、访问博士生项目，这两个项目是我们的旗帜项目。当然，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创新。 首先，改变遴选程序。之前要面试所有申请人，现在是先经哈佛教授审阅申请做出筛选后，选中的人才进入面试，通常占所有申请人的一半。另外，面试也不再由学社社长、副社长去执行，而是由一位哈佛老师和另两位申请人所在国的学社校友去面试。还有一点，以前是我们去每个申请人的学校，现在则是申请人来指定地点面试，这样的程序似乎更复杂些，但是也更有效。 其次，引入导师制度。为每个学员配置一个导师，这些导师通常是和学员研究方向相同或者相近的教授。有来自哈佛的，也有来自波士顿地区其他大学的。甚至还有学员去波士顿之外的其他大学，只要得到对方同意和支持，我们也愿意让学员去美国各地完成他们的进修。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学员到了美国之后，不觉得自己是孤立的，而是和哈佛或者其他大学的老师有正式的学术关系。同时，我们对访问学者也提出了要求——以小型研讨会的形式，让每个学员就其研究领域用英文主讲，由他的导师来主持和评论。这种研讨会是完全公开的，面向全校以及校外所有对此感兴趣的人。学期结束后，我问学员他们收获最大的活动是什么，他们认为主讲一期研讨会收获最大，因为就此认识了很多美国同行。 另外，我们也和哈佛其他伙伴机构进行合作，比如和拉德克里夫高等研究院(Radcliff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每年他们会接受一两名哈佛燕京学社学员。如果我们的学员对其他机构或者系所感兴趣，我们也会在那里设置他们的办公室。这样做的目的还是为了让学员更好地融入哈佛，让更多美国读者了解他们的研究。为此，我们还资助我们的学员，包括已经毕业的，让他们参加美国亚洲协会年度会议并提交论文等，以此拓展学员们的学术视野以及学术圈。 我们也引入了培训项目，不仅在哈佛校内，而且在亚洲合作高校和机构展开。在哈佛校内的培训由老师自愿发起，燕京学社帮他们在亚洲招生并提供奖学金，培训学科包括比较文学、艺术史、藏学、泰国研究、拉美考古等。在亚洲各国及地区的合作机构也开展培训，比如在中国的南京大学、复旦大学、香港大学等，以及在越南、韩国等地，学员一般在20人以内。 还有一些新的项目，比如资助校友出书、组织研讨会并出版会议论文集;和新加坡国立大学、香港大学合作培养来自东南亚国家的博士生;资助印度研究中国问题的博士生项目，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很成功的项目是我们的硕士生项目，到现在已有18个毕业生，他们中有一半在哈佛完成博士教育，另一半入读其他名校完成博士教育。 大学教育文理不可偏废 《中国社会科学报》：前不久，日本教育改革宣布缩减文科教育。之前，美国也有缩减文科课程的报道，您怎么看人文社科的发展? 裴宜理：我对这样的发展趋势很担忧。这种趋势不仅是在亚洲国家，在美国也同样存在。缩减对人文社科的投入，而将财力人力大量投入到理工科、医学、工程等，全世界的高校似乎都一样。但是，也有一些情况是令人欣喜的，如向来以理工科著称的清华，近年来不断加强它的文科教育。清华大学历来是出中国领导人的地方，我认为文科教育背景对培养领导人很重要。如果清华不只是想在理工领域领先，还要在其他领域领先，特别是想培养出更多领导人的话，那么清华无疑要加强其人文社科教育。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是什么因素在制约人文社科的发展?是因为缺少资助，还是就业困难? 裴宜理：人文社科缺少资助，这是一直以来就存在的问题，不是新问题。在我看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大学排名的影响。一些机构在大学排名时，片面强调医学、理工科优势，而将人文社科置于相对低的位置和分值，所以，大学之间为了相互竞争，让自己在排名中更占优势，只能强调对医学、理工科的投入，而忽视对人文社科的投入。 《中国社会科学报》：哈佛燕京学社从成立之初，就致力于推进传统、推进人文社科的发展，这么多年一直未变。 裴宜理：哈佛燕京学社从成立之初起，就是因为意识到高等教育过度关注理工教育而忽视人文社科，才致力于培养人文社科人才，发展人文社科。今天，哈佛燕京的使命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当今世界对理工学科的关注更甚。当然，对医学、科技、工程等领域加强投入很重要，但是如何来利用这些科技、如何让它们造福于社会，我认为人文社科的训练也是很关键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哈佛燕京学社还有一个推动人文学科的项目，这就是多年前和三联合作策划出版的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这个项目成就了不少年轻学者。 裴宜理：自1994年出版第一辑以来，这套丛书已经有21年的历史了，出版书籍近百种。当初出版该丛书的目的，是为还没有资历的年轻学者的原创性著作提供出版机会，很多作者借此一举成名，第一本书就成为他们的代表作。 《中国社会科学报》：丛书多年来一直秉承“只求学术不求闻达”，在这个商业化的时代，要坚持这个原则会不会比较难? 裴宜理：我们很幸运，有三联这样专业的团队多年来严格把关。丛书一开始就实行匿名评审，严格筛选，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其他学术出版起到了示范作用。相比而言，哈佛燕京学社因为不需要筹款，没有资金压力，所以不需要在学术与商业化之间挣扎。但是，这对于很多大学、出版社来说确实是个问题，他们因此面临很大压力。我们也出版哈佛东亚研究期刊，可是它并不能给我们带来经济收益。但是这几年，由于有了电子版——更多的学者喜欢阅读电子版——回报因此也增加了。即便如此，回报依然低于成本。但是，我们觉得即使是在赔钱，也要继续，因为这是很重要的学术行为。
国际教育交流合作从不同层面展开 《中国社会科学报》：担任燕京学社社长这个职位以来，对您的研究兴趣有没有影响? 裴宜理：担任燕京学社社长以来，确实对我的研究领域有影响。由于现在有很多访问亚洲高校的机会，通过和这些学校的领导、老师以及学生们的交流，让我对高等教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我本身是研究政治学的，所以我对高等教育的政策尤为感兴趣。第一是高校的组织机制;第二是高校与政府之间的互动;第三是政府的教育战略。即如何通过教育实现国家软实力的提升、如何通过科技研究加强国家硬实力等。这都是我认为值得关注的领域。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是否已经有了更具体的研究方向? 裴宜理：我一直以来都对中国历史感兴趣，现在又在哈佛燕京学社工作，由此我目前对燕京大学历史的研究很关注。而且由于父母曾在教会大学，我同时也进行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 燕京大学和我父母所在的上海圣约翰大学，一北一南，教育方法非常不同。地处南京的金陵大学也是比较研究的一个案例。通过研究发现，这几所大学的学科设置以及教育方法，和它们所在的地域环境有很大关系。圣约翰大学地处上海，而上海是中国的商业、工业中心，所以一些专业比如医学、建筑、工程等是其优长领域;燕京大学地处当时文化中心北平，更注重中国传统文化学科;金陵大学所在地南京，是当时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所以学科偏重政治、外交等。考察民国时期本土地理环境对这些高校教育政策的影响是个很有趣的研究领域。 此外，上世纪20—30年代，哈佛燕京学社和中国6所大学有过交流合作，因此民国时期高等教育国际化也是我感兴趣的领域。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现在经常去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进行访问、交流，您如何看中美教育交流? 裴宜理：很显然现在中美两国之间的教育交流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在我第一次返回中国大陆的时候，那时在中国学习的美国学生屈指可数，现在则有上万的美国学生在中国读书。同样，也有很多中国学生来美国学习。他们中有很多人回到中国，有的人可能喜欢美国，有的人可能不喜欢，每个人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理解，这都是可以理解的。我们需要不同的看法, 需要在各个不同层面上的交流。 此外，合作办学也是目前国际教育交流的一个趋势。目前，有越来越多的中国高校和欧美名校进行合作。现在的合作已经不止于某个教学项目、学位项目，而是上升至合作办学，比如上海纽约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西安利物浦大学等，这些都是国际教育合作的实验，我认为进行这样的实验非常重要。 看好海外中国研究“涨势”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人说现在海外中国学已经渐成主流，您怎么看? 裴宜理：我同意这种看法。当我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涉足中国研究领域时，以为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去中国大陆了——那是在尼克松访华之前，中美关系还未正常化。在我第一次踏上中国大陆土地的时候，也就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虽然那时大家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但是中国研究当时在海外来说还是边缘化的、不寻常的。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学生很小就开始学汉语;很多本身不是中国学领域的同事也对中国研究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在政府工作的同事，他们可能都不懂中文，但这却不影响他们在政策分析中引用中国案例，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在政治分析中的位置太重要了。 现在无论是研究人文社科还是研究专业技术的学者，都对中国研究越来越有兴趣。比如有很多医学机构和中国大陆合作研究肺癌等医疗、卫生、健康问题，在工程领域、信息计算机领域等都开展了与中国的各种合作。所以中国研究已经不再和过去一样是个“新奇”的领域，对美国很多大学来说也不再是个“奢侈”的课程，相反，它已经成为大学的基本课程，无论是教员的教学研究实力还是学生的学习热情都在逐年看涨。
这是一个海外中国研究的“精彩”时刻。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新气象：英国牛津大学宏伟的潘迪生中国中心大楼、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新成立的东亚研究图书馆、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新启动的当代中国研究项目等，这些都表明世界对中国研究有着巨大的兴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