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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江苏在线 首页 海外中国 专家访谈 刘东:大学问不靠拼命靠长命

刘东:大学问不靠拼命靠长命

2018-10-22| 发布者: zhaowei| 查看: 2637| 评论: 0|原作者: 陈曦

摘要: 刘东,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2009年出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创办并主持了“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人文与社会译丛”及《中国学术》杂志。因为主编中国学界两套规模最大的译丛——“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和“ ...

  因为主编中国学界两套规模最大的译丛——“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和“人文与社会译丛”,刘东声名远播。

  通常每一个刘门弟子,进来以后第一次谈话,都是重说“三不朽”,就是立德、立功、立言。不仅是不可偏废,而且次序不得颠倒。在这位中国学界的“动手派”看来,立言是最不重要的一件事,因为现在的很多“立言”就是写那些“伪创新”。

  但在经历了“长达三十年的学术助跑”之后,眼下,耳顺之年的刘东深知自己正处于“立一家之言”的关键时期,他一生都在等待这样的爆发。

  刘东,1977年考入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先后任教于浙江大学、南京大学,1985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1991年起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2000年起任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2009年出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创办并主持了“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人文与社会译丛”及《中国学术》杂志。著有《再造传统》《思想的浮冰》《西方的丑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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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东1955年生于徐州,经历了“文革”失学,1977年,他本想报考南京艺术学院,成为一名歌唱家,却因笔试成绩优异被南京大学哲学系截留,阴差阳错地走上学术之路。

  1985年,刘东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当时“思想界第一人”李泽厚,攻读博士学位。作为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潮中的积极分子,刘东1988年开创了“海外中国研究丛书”,30年的执守已经积累下180多种,为的是中国知识界能够开眼看到国外中国研究的核心成果,激发思想的碰撞和交流。

  1990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刘东留在社科院外文所工作长达十年。此间,旨在译介国外最新政治与社会理论的“人文与社会译丛”,又被他组织起来。2000年,他离开社科院,任职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直至后来调任清华国学院。2001年,刘东创办并主持由哈佛燕京学社资助的《中国学术》,不但匿名评审严,学术标准高,而且一开始就设定了中外学者同场对话的格局,现已成为中文学界最重要的学术期刊之一。

  回过头看看自己做过的活儿,刘东说就像“爬黄山一样,很陡的坡儿,憋着劲儿就上来了,等回头一看,吓自己一跳。”

  在刘东看来,知识和行动本来就应该是统一的,但在现实生活中,“知行合一”往往意味着要吃很多亏。编译丛书、主办杂志这些事,他都没法填到“上峰”的审查表格中。

  他对自己的进退一向迟钝,在评职称、申请基金的问题上,反应都比较木讷。在社科院的时候,他一直是副研究员,尽管他也挺努力的,但一直都没评上研究员。“后来我才知道在提升研究员之前,需要自己写一封申请信,我却不知道这事,因为所里研究员的申请名额有限,负责的人也没提醒我,直接就把我算作自动弃权了。”

  不过刘东觉得,正是自己吃的这些报不上“项目”的“亏”,才让自己立了“功”:写的书是功,给国家培养学生也是功,把《中国学术》办成汉语世界最好的杂志是功,把“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和“人文与社会译丛”都熬成规模数一数二的丛书是功,重建清华国学院也是功。

  “总而言之,你内在的修为和外在的事功要有联系。你的德也罢,你的志也罢,其实都在这个功里面。这也未必都是在耽误学业。只要你有心,精读的书就会越来越多,学问就会越来越大。所以这些年来,编辑并没有耽误我做学问,反而有所促进。”

  2

  2009年,刘东与陈来主持清华国学院的复建工作,并将工作重心转向了国学研究。一个前半生都在致力于译介西方前沿理论的人,突然转向了中国的传统,很多人对此感到困惑。

  在刘东看来,这两者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并不矛盾,“最提倡国学的人,反而可能是最了解西方的”。当年清华国学院里的五大导师,不仅国学水平是超一流的,即使以其西学水准而论,在当时的中国也是遥遥领先的。

  “且不说曾经长期留洋的那三位(赵元任、陈寅恪、李济),即使是从未到过西方的王国维,也是第一个硬用西文去啃西学的中国人。而梁启超虽然只是通晓日文,但是他勤于游历、广交外国友人,又在不断复述信息的办报过程中,逐渐获得了对于西方社会的广泛通识。”

  △老清华国学院五大导师(左起: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李济)

  △刘东在清华园王国维纪念碑前

  正因为这样,复建后的清华国学院也自觉地恢复了这样的传统。该院恢复之初召开的第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就是讨论以赛亚·伯林的思想。

  “回想当年,梁启超正是在游历了欧洲之后,并且参照着现代西方社会的某些病痛,才返回到了文化相对主义的平等立场,意识到再一味地去鄙夷本土的文化,既是在学理上站不住脚的,也是在实践上相当有害的。这种更为宽广的态度,跟那些缺乏世界眼光的、视野狭隘的人相比,恰恰形成了明显的反差。”

  与此相应,刘东还发现过一个有意思的对比:如果当着那些出过国的人面去反思西方,那么无论是它的理论还是现实,你都很容易跟他形成对话和共识;但要想对那些没出过国的人去反思西方,他简直就想跟你拼命,反而觉得你是不可思议、你是思想落伍,因为对后边这一种人来说,西方社会就是一个理想国、一个寄托了一切可能的乌托邦。

  “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其实最简便的方法就是找个机会,推荐他到国外去访问一年,这样等到他归国以后,批判的意识自然就会被唤醒,再也不会无原则地说西方样样都好了。”

  在他看来,在经由近三十年的理论译介后,一个西学理论祛魅的时代已经到来。刘东期待自己此生还能够发动一场针对西方理论的“总攻式对话”。

  3

  因为这种使命在肩的紧迫感,耳顺之年的刘东开始集中精力著书立说。他将过往的全部学术经历归结为一场“长达三十年的学术助跑”。

  来到清华园9年,刘东已经出版了十几本书,其中有些属于专著,有些则汇总了他此前在一些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和在大学的演讲,但这在他看来“都不算什么”,因为他要开始自己的“晚期写作”了。

  “所有的学者,只要有晚期,他都有这个紧迫感,比如维特根斯坦。孔子到最后不行的时候,才开始删诗书定礼乐。比较典型的晚期写作是贝多芬,他晚期写了24首钢琴曲,又突然用专业弥撒的曲调去写《第九交响曲》,一直都是萨义德、阿多诺他们的讨论对象。”

  △刘东近作《天边有一块乌云》

  “现在外国人给我写信,希望我出国。我一般回信的时候,都假装没看见这句话。”因为他要去“攀登学术思想的最高峰”,这个事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干,而99%的人都适合去当“学术二传手”。

  他之所以不愿意去“二传”,是一种程度上的迫不得已:“如果你认为我们现有的国学知识,都已经相当令我们满意了,那么去做做二传也不错,但现在实际上很多都是古董观念。中国有多少人能够做进一步的知识创新,让中国的思想和西方进行对话?”

  “真正有远大志向的话,会知道我现在这个年纪才是人生最危急的时候,是靠了一辈子的苦读才到了现在最精彩的时候。但反过来,上帝不会因为你现在多么志得意满了就多给你一天时间,因为苦读,你的视网膜、颈椎、坐骨神经都受了无比的折磨——你看淹死王国维的水才齐腰深,说明他的身体实在太差。”

  大学问不靠拼命靠长命。在刘东看来,他前面几个伟大的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都完全没有完成自己的潜能。写作最毁身体,所以他现在“惜命”,带颈椎保护器、用净化器、戴口罩,虫草则是四季常备的。

  “我现在过得战战兢兢。能保证自己多活一些就多活一些。”

  【对话】

  真理就在不断对话的过程中

  读品:请谈谈创办“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缘起。

  刘东:当时南京大学跟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合作,办了一个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而南大是我的母校,在那里我读到了不少海外学者对中国的研究专著。那时候的中国真是百废待兴,很多中国人根本不知道海外有那么多汉学家。同样在北京,还有坐落于北海的国家图书馆,当时还叫北京图书馆,里边有个西文新书陈列室,那里也有很多汉学著作,读多了以后,我觉得应该把这些书介绍给国人,于是就试着做起这套译丛。

  读品:最早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主编是李泽厚和庞朴,而你和姚大力是副主编,为什么会这样?

  刘东:我们那一代学者中,很有意思的是,往往有人年纪虽不大,辈分却不小。像陈嘉映跟着熊伟,陈来跟着冯友兰,姚大力跟着韩儒林,都像是直接续上了张三丰的“老儿子”。 创办这套丛书的时候,我还是博士生,担心老师嫌我不专心写论文,就把李、庞两位导师顶了上去,而把实际的操作者即我和大力,只写成了副主编。

  读品:80年代出现了很多丛书,其他丛书给你什么影响?

  刘东:当时我是“走向未来”和“文化:中国与世界”这两套丛书的编委会成员。我们当时习惯把刚创办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说成是“小丛书”,而把前两套丛书说成是“大丛书”。那个时候还不能想到,后来这种“大小”竟颠倒了过来,那两套丛书都戛然而止了,反而“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成了第一大的丛书。在这个过程中,江苏人民出版社换了五六任社长总编,按照常情,新领导上台之后总想把旧的项目拿掉,可我们还是熬过来了。现在当然不会这样了,就像一滴墨水滴入水中,扩散到了每个角落,整个出版社都成了我的好朋友。

  读品:为何后来又启动了“人文与社会译丛”?

  刘东:如果读这些书能帮我们找到真理,那么真理也只在这种对话过程之中,这个过程诱使我们不断调整自己的位置,去更全面地、多角度地观察一个事物。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引进的过程中,我们的认识也有变化,一开始以为西方人帮我们说清楚了很多事,后来发现,西方汉学家的理论也是各种各样的,它们把中国说成长的、短的、胖的、瘦的、高的、矮的、需要补的和需要开刀的,最后汉学家们说,西方有一套成熟的理论体系,必须得懂这套理论体系,才能重新解读中国,于是,“人文与社会译丛”就做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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