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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籍中追寻常州大运河遗珠:襟江带湖处,有篦梁灯火和东坡牵挂

2024-9-20| 发布者: shiyun| 查看: 501| 评论: 0|原作者: 周娴|来自: 新华日报

摘要: 大运河常州段沟通长江、太湖两大水系,运河航道曾经穿越常州的核心城区,我们试图从古籍中还原运河流过常州的朝和暮,触摸最古老的“奔牛埭”,再现运河畔“篦梁灯火”的胜境,倾听孟河镇连绵数十里的摇橹声,寻访苏 ...

《渭南文集》(宋) 陆游 撰 明汲古阁刻本

《东坡舣舟亭图》 (清) 钱维城 绘

万历《常州府志》 (明) 唐鹤征 撰 明万历刻本

  大运河常州段沟通长江、太湖两大水系,运河航道曾经穿越常州的核心城区,我们试图从古籍中还原运河流过常州的朝和暮,触摸最古老的“奔牛埭”,再现运河畔“篦梁灯火”的胜境,倾听孟河镇连绵数十里的摇橹声,寻访苏东坡“毗陵我里”的常州情缘。

  奔牛埭,史书记载最早的运河埭坝
  常州拥有开凿年代较早的大运河河段,清《江南通志》卷十三《舆地志》记载:“周敬王二十五年(公元前495年),运河在府南。自望亭入无锡县界,流经郡治,西北抵奔牛镇,达于孟河行百七十余里。吴夫差所凿。”这就是后来的江南运河的雏形。

常州大运河 (视觉中国供图)

  奔牛埭等水利工程与运河常州段几乎相伴相生。常州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王继宗说,奔牛埭是目前史书记载最早的运河埭坝。《南齐书》卷二十九《全景文传》中记载:“与沈攸之同载出都,到奔牛埭,于岸上息。”王继宗推断,古人将用牛拉船过坝的坝称为“牛埭”,“奔牛埭”古称“犇牛埭”,很可能古代在这里使用牛群编组拉船过坝。
  “镇江至奔牛镇这一段江南运河自开凿起,便面临地高水浅的问题,需设埭调节水源保证漕船通行。”江苏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常州分院院长曹雨平推断,江南运河奔牛段的开凿之时,便是奔牛筑埭之时,这是高地开运河不可或缺的水利工程。
  常州一带江潮来速去缓,运河中泥沙沉积,唐代朝廷在奔牛镇西设立堰闸,《武阳合志》阐述了奔牛闸的重要性,“上苦水之不足,故置堰于吕城、奔牛,所以蓄其源也;下惧水之过泄,故于望亭置堰,所以节其去也。”宋熙宁年间,日本僧人成寻曾在日记中描述畜力牵引奔牛闸的情景:“左右各有辘轳五,以水牛十六头,左右各六头。”这样的机械设施和船闸在当时已属先进。
  南宋诗人陆游与奔牛闸也缘分不浅,初见奔牛闸,正当汛期,目之所及,“闸水湍激,有声甚壮”。在《重修奔牛闸记》中,陆游将奔牛闸和瓜洲闸、京口闸、吕城闸并提,称“此闸尤为国用所仰,淹速丰耗,天下休戚在焉”。奔牛闸设立后,往来船只不断,形成了繁荣的商镇。据《奔牛镇志》记载,至清代中期,奔牛市镇街道已具规模,全长1500米,店铺鳞次栉比,隔街相望,于江浙一带颇负盛名。
  从运河水系看,古城常州北临长江,东濒太湖,沟通长江、太湖两大水系。很多古籍对大运河常州段“江湖汇秀”的特征有所记载,《重修文亨桥记》中提及“运河上游京口江潮,自西北建瓴而下,至城西南龙嘴,汇沙滆湖水,绕郡城东南入无锡界,中间桥梁六七处,惟‘文亨’雄杰为之冠。”而所谓的“江湖汇秀处”,是位于常州城西的石龙嘴,太滆水系与长江水系在此交汇,形成了“百越舟东之会”的交通枢纽。

  常州梳篦、孟河医派,运河两岸的文化遗产
  清初,豆木钱典四业兴起,木业一度成为四业之冠,据《常州市木材志》记载,早在乾隆初年常州就有木业的存在,到清嘉庆年间大盛,有司帖官牙(持有官家文书允许开业)者就有56户。清道光、光绪年间,随着孟河、西运河的拓宽浚深,常州木业进入兴盛时期。
  “常州非木材主产区,清代末年,江西、安徽的木筏顺江而下,经过运河至常州城西。”常州图书馆古籍部专家朱隽说,常州木业发展之所以兴旺,水质是很大的原因,他解释,常州城西运河水源来自长江,这种含沙而浑黄的水,利于木材的储存养护,若是一般的清水,原木泡在里面反而容易发黑腐烂。
  木业繁荣直接带动了梳篦业的发展,常州梳篦业始于隋唐,在封建社会,梳篦难登大雅之堂,史籍记载极少。到了明清,梳篦交易日趋兴旺,文献中关于梳篦的记载渐多。明朝末年常州西郊八景中“文亨穿月,篦梁灯火”,把常州运河畔家家户户点灯笼制作梳篦的夜景,描绘得栩栩如生。乾隆年间的《常州赋》载:“削竹成篦,朝京门内比户皆为。”规模超过前代。据《武进工业调查录》载:“自清康雍间,漕运盛行,梳、篦之销流,渐驰声于南北……业此者,全县五十余家,皆集于西城内外。”
  常州梳篦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刘君苏介绍,民国初年,梳篦技艺有所改进,“生漆胶合”的发明使其下水不脱,延长了使用寿命,在竹梁上刻花、烫花、嵌银、上色等工艺使得梳篦向艺术性方向靠拢,渐渐形成了如今的73道工序。
  作为入江重要通道和运河补充水道,“孟河”也是古籍中出现的高频词,《常州赋》记载,唐朝元和年间,“常州刺史孟简,拓扩河庄老河渎的河道至长江口岸。”孟河真正“出圈”在清朝中后期,以费伯雄、马培之、巢崇山、巢渭芳、丁甘仁为代表的“孟河医派”开创了“吴中名医甲天下,孟河名医冠吴中”的鼎盛时代。据《常州县志》记载,孟河医派鼎盛期,200余户人家的孟河小镇,就有十几家中药铺,“小小孟河镇江船如织,求医者络绎不绝”“摇橹之声连绵数十里”。

  毗陵我里,苏东坡11次沿着运河来常州
  在常州运河相关古籍中,苏轼是绕不过去的人物。在他屡遭贬谪的40年官宦生涯中,曾11次顺着运河来到常州,留下与常州有关的诗66首、词10首、文103篇。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舣舟亭”,朱隽说,舣舟亭的由来可以追溯到宋神宗熙宁六年,润州、常州遇旱灾闹饥荒,杭州通判苏轼奉命往常州赈饥,除夕之夜,他为了不惊扰当地官民,在此系舟野宿。苏轼在《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中以“多谢残灯不嫌客,孤舟一夜许相依”描述了野宿的孤独,以及运河畔残灯相伴的慰藉。“为了纪念苏轼,明代开新运河后,人们在东坡系舟的地方构筑了文成坝,复建了舣舟亭,后来发展成东坡公园。”朱隽说。
  古籍中记载了苏轼和多位常州至交的情谊,《次韵蒋颖叔》中“岂敢便为鸡黍约,玉堂金殿要论思”,记录了琼林宴上新科进士苏轼与常州人蒋之奇一见如故。《宜兴县志》记载了当苏轼身陷是非,“平生亲故,莫敢与通”时,常州好友邵民瞻“独与之游”,“晨夕周旋,不稍畏避”;《钱君倚哀词》是苏轼为好友钱公辅写的悼词,道出他“眷此邦之多君子”的感慨。
  在常州苏东坡研究学会会长赵世平看来,苏轼和常州的缘分还在于,买田阳羡(今宜兴市,当时属常州府管辖)和终老常州。赵世平说,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收到了朝廷迁汝州的调令,他中途绕道到宜兴县,委托常州好友蒋公裕帮他在宜兴置办田产,最后在宜兴黄土村买了一处田庄,这件事被苏轼记载在《与王定国四十九首》其十六中,“田在深山中,去市七十里,但便于亲情蒋君勾当尔。”此后,他两次上表乞居常州,“臣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粗给饘粥;欲望圣慈,许于常州居住。”
  然而,在常州短暂居住后,苏轼又被远贬惠州、儋州和海南,直至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才得大赦,苏东坡决定北归常州,他写给章援的信里说道:“今且速归毗陵,聊自息,此我里……”“毗陵我里”的意思是常州是我的故乡。回常州后,他在钱世雄为其租的“孙氏馆”住下,这就是后来的“藤花旧馆”,也是苏轼最后在常州的住址。后苏轼不幸染上重病,在友人钱世雄和杭州径山寺长老维琳的陪伴下,他在常州度过了人生的最后时光。
  赵世平说,苏东坡一生宦海沉浮,足迹遍布了10多个州县,不是被委任做官,就是被贬谪,但是在常州买田定居,将这里作为人生的终点,是他自己的选择。这一点,足以说明,常州对于苏东坡来说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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