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于1988年创办，迄今已满30年，从未中辍，旨在专门引进海外关于中国研究的学术论著佳作，从历史到当代，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无所不包，截至2018年8月已出版图书近180种。一本本高质量的著作呈现在中国读者的面前，汇聚成一个新的知识体系，也成为当代中国出版的奇迹。值“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出版30周年之际，现代快报读品周刊推出与丛书关系密切的系列大家访谈。
1980年代中期，社会氛围宽松，学术研究和争鸣空前活跃。一批有责任感的出版社试图通过出版影响社会思想流动。四川人民出版社率先推出“走向未来丛书”，湖南人民出版社随后推出“走向世界丛书”，辽宁人民出版社推出“面向世界丛书”……皆得隆誉于一时。江苏人向来不爱冒头，但“人文荟萃”几个字总让他们不甘于人后。在改革开放大环境影响和业内推出多套丛书的压力下，江苏人民出版社于1988年开始推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30年过去，当年领一时风骚的各地丛书早已风流云散，唯有江苏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从未中辍、出版至今，成为海内外读者公认的中国出版品牌之一。 那么，丛书出版坚持至今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在提倡文化自信的今天，继续译介海外中国研究著作的价值和意义何在?对此，现代快报读品周刊专访了江苏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府建明。
府建明，江苏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哲学博士，编审。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入选“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江苏省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获首届“江苏名编辑”、“全国优秀中青年编辑”、“江苏省新闻出版行业感动人物”等荣誉称号。兼任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生导师，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客座教授等。 “坚持”是丛书的成功之本 读品：“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出版至今整整30周年，请您谈谈这套丛书的创始过程。 府建明：1980年代，受改革开放的激荡，国内掀起了一股“文化热”。学术界活跃，出版界也活跃，出版了不少很有影响的新丛书。江苏人民出版社的这套丛书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催生出来的，主要的策划人是我社的周文彬先生，他是在与刘东的交往中获得这个选题信息的。但据说当时通过选题并非一帆风顺，社领导方面给予重要支持的是史家骅先生。这套丛书的第一本书是《中国的现代化》，出版于1988年12月，但实际酝酿的过程要更早些。当时虽有一个阵容强大的编委会，但策划者主要是刘东和姚大力，后来姚大力又因故不再参与，就由刘东一人承担下来，直到现在。 读品：根据出版书目，丛书在前十余年间共出版了40余种，但有些年份出书量极少，每年只有一两种，这是什么原因? 府建明：丛书发展到今天，外人只看到了光鲜，却不知过程的艰难。我是2003年从江苏古籍出版社调到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在此之前的情况虽有耳闻，但不甚了然。2009年，丛书出版20周年之际，我就此详细求证过周文彬先生。据他所说，丛书自诞生之初就伴随着争议。至于原因，有来自外部的压力，有来自内部的压力;有对丛书选题内容的质疑，也有单纯为经济效益着想的。所幸的是，一些有责任感的编辑力挺坚持，而我社的领导也是有判断力的，所以渡过了难关。这里特别要感谢老前辈周文彬先生，还有佘江涛先生，他当时还是年轻编辑，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 读品：丛书发展到今天殊为不易，您认为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府建明：丛书出版30周年，走上了良性的发展轨道，核心是“坚持”两字。这种坚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主编刘东，二是我们出版社，包括领导层和编辑人员。我们这套丛书前后历经了五任社领导，参与的编辑人员有数十位。如果没有坚持和韧劲，丛书也办不到今天。所以，“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代接着一代干”，是做好学术出版的根本。 引进了一个新的知识增长点 读品：“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在学术界享有盛誉，很多人认为这是目前学术界、读书界、出版界最优秀的图书品牌之一。您如何看待这一评价? 府建明：我认为这个评价是符合实际的。比如在各种学术场合，别人总会跟我不由自主地提到它，这足以说明丛书在学术界的影响力。至于书业界的反应，我曾与营销人员一起走访了全国各地许多学术书店，发现没有一家书店不把它列为主要品种的。这又足以说明，丛书的影响已越出了纯粹的专业领域。由此也坚定了我们的信心，那就是一定要好好维护它。 读品：丛书对学术界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哪里? 府建明：我喜欢用“启发”，而不是“贡献”。至于说有哪些启发，不同的读者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如从总体上讲，我认为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研究的视角独特，二是研究的方法新颖，三是研究的态度严谨。特别是前两点，对国内学者的启发尤甚。比如像《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中国社会史》《洪业》《大分流》《繁盛之阴》《卫生的现代性》等，这些著作研究的方法和涉及的领域，都是以往国内学界所罕见的，看了真让人有醍醐灌顶之感。至于学术的严谨性方面，瓦格纳的《王弼〈老子注〉研究》、滨下武志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浦嘉珉的《中国与达尔文》等堪称是典范，你只要翻翻他们的前言和附录就知道了。
读品：您是中国哲学史与宗教史方面的专家，这套丛书对您本人的学术研究又有什么启发? 府建明：丛书所选择的书目有相当部分是有关中西文化融突的，即使是纯粹案例性、微观性的研究，也透露出与中国传统学者不同的气息。如果你细读萧公权、杨联陞、杨懋春这些旅居海外的华裔学者的著作，你就会发现，尽管他们早年的教育和学术背景在中国，但他们的视域及叙事方式已与纯粹的中国本土学者有很大区别。这些都说明这套丛书反映的中国研究是“国际的”，而不是现在国内流行的“国学”。 我写博士论文时，选题是关于魏晋南北朝般若学的流变问题，而我恰恰编过许理和的《佛教征服中国》，这本书偏重佛教社会史，与我们传统的研究方法大为不同，这让我很受启发。柯文的《历史三调》所提出的三重历史观，为宗教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方法论。还有其他领域的一些著作，它们的问题意识和叙事方式对我的研究同样有不小的帮助。
读品：学术研究与学术出版是一种互动关系。在促进学术研究方面，您认为出版界还可以做哪些工作? 府建明：学术研究与学术出版本质上是一种源与流的关系，它们是相互促进的。但我不主张把出版的功能和作用过于夸大，更不主张出版界把学术研究的事情大包大揽，那样就本末倒置了。还是拿这套丛书来说，它的成功部分归因于主编刘东与我社的良好合作，他主要搜罗选题和物色译者，我们主要落实编辑和出版。后来由于丛书的影响力，也有不少选题通过编辑渠道推荐过来，但我们还是会发给刘东，充分听取他的意见。而刘东也会把他获得的选题传给我们，听取我们的意见。正是这种有效合作，形成了主编与出版社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读品：学术界和出版界有不少人提出中国学术原创不足的问题，联系到教育上，还有大家熟知的“钱学森之问”，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府建明：我认同“中国学术原创不足”的说法，这通过比较就可以得出结论。拿我们这套“丛书”来说，我前面提到的它对中国学术界的三点启发，其实就反衬出中国当前学术存在的不足。“中国研究”领域尚且如此，那么其他研究领域就可想而知了。“钱学森之问”是对这个问题的更深层次的发问，即涉及到学术研究背后的国民教育问题，那就更重大、更复杂了，也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的。如果从出版层面来讲，它作为知识传播的桥梁，做得好，至少可以部分起到促进学术研究的作用。就像我们这套“丛书”，它引进了一个新的知识增长点，对开拓国内学者胸次起到了积极作用。 成熟的文化交流应该“礼尚往来” 读品：“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可以说是一种独特的中外学术交流，在以往30年里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在强调文化自信的今天，它还有什么坚守的价值和意义? 府建明：这个问题正是我一直想要回答的。在新时代坚持“文化自信”具有重大意义，不过“文化自信”的确立也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这就逻辑地包含了吸收外来优秀学术成果的合理性。鲁迅先生写过一篇《拿来主义》，批评了两种极端——“闭关主义”和“送去主义”。他认为，这两种极端恰恰都是不自信的表现，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要“礼尚往来”，要采取“拿来主义”。“拿来”当然不是简单地接受“送来”，而是有选择的，“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鲁迅认为：“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他的这个观点，我认为在当下仍有现实意义。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就不言自明。 读品：丛书中似乎研究古代中国的居多，研究现代特别是当代的较少。 府建明：这首先要辩证地看待“古”和“今”。在人类二百多万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五千年其实是很短的一段时间，另外由于中华文明绵延未绝，古之事常为今之鉴，所以研究古代中国，并不是简单地“厚古”。其次是从研究角度讲，学问都是“素心人”的事，需要冷静观照，我国传统上也有隔代修史之说。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基础研究重传统，对策研究重当下;前者是学术性质的，后者是智库性质的。我们这套丛书侧重于学术，所以在题材上传统的居多。但其实我们也选译了不少研究当代问题的著作，只不过仍是以学术标准衡量的。 读品：能否透露一下丛书近期的出版计划? 府建明：我们这套丛书最初并没有奢望发展成今天的规模。不过现在的想法就不同了。我们希望它与海外中国研究相同步，努力反映国际中国学的最新成果。近期我们将推出的图书有《国之枭雄：曹操传》《唯一的希望：在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下成年》《汉帝国的日常生活》等，希望大家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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