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8 年创办至今，"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已经走过了整整 30 年。主编、译者、编辑团队孜孜不倦的坚守，几代出版家的持续接力，对一代又一代中国读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对于这套仍在生长的丛书，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徐海在接受现代快报采访时表示，只要全球化的步伐不停和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不变，国内学者、读者就必须关注海外对中国的研究，出版社就要坚持译介海外中国研究著作。
给读者呈现了一个丰富多样的中国 读品：人们对丛书的认识往往是"一堆书，出完结束"，所以关于"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好几任社长都曾面对这样的追问"这套书出到什么时候？"其实大家也想知道，这套书为什么一直在出？ 徐海：希望用多重视角、多种维度来看待中国问题，这是我们当初的理念。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始终定位于"海外"，始终定位于"中国研究"，这个角度没有变。只要全球化的步伐不停，只要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不变，只要海外对中国的研究没有停止，国内学者、读者就必须关注海外对中国的研究，我们就要坚持译介海外中国研究方面的著作。我们的工作没有完成，怎么能停止呢？这也是我们坚持三十年的一个原因。 读品：30 年来，学术界鲜有人不读此书、鲜有人不受此书影响。您个人认为其最重要的价值何在？ 徐海：有位领导同志最近在看美国人和日本人写的中国历史。他跟我说，徐海，海外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不一样啊。哈佛的中国历史，撇开中国的宏大叙事，不仅谈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更多地谈到了中国家庭、百姓和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很有价值；日本不简单地说中国怎么样，而是把中国分成若干区域来研究，这很有趣。这让我想起丛书里面有一本《 "地域社会"视野下的明清史研究：以江南和福建为中心》，是日本学者森正夫所写，外国学者观察中国的角度的确有别于我们。所以我就反思了这样一个问题——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是经济学概念，一般是指落后国家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当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随着历史的变迁，这些模式不再适应发展需求，需要反省、检讨和修正，可由于之前尝到了甜头，往往不能自拔。 举个例子，我以前穿皮鞋都是用手去拔鞋跟，自从我搬到这个办公室，我们前任社长留了一个鞋拔在这里，我开始尝试用鞋拔来拔我的皮鞋。时间一长，我反而不习惯用手了。甚至有一段时间，因为找不到鞋拔，我就非常的焦虑。我已经形成了深深的方法依赖，或者手段依赖。这对我很有启发。 其实，我们的学术研究同样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当我们用旧有的、模式化的视角去看待问题、评判人物、分析历史事件，往往容易形成独特的思维方法，很难自拔。所以换一种视角，用外国学人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具有独特的意义。 鲁迅说，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革命家看见排满，才子看见缠绵，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世界是由形形色色的人构成的，有道学家、经学家，有排满的革命者，有才子和佳人，你不能要求所有人都变成同一种人，你要求他们作出唯一的正确的判断——"红楼梦是什么"，这也是不可能的。同理，多角度、多民族、多文化背景出身的人看待中国，也是不一样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提供了一种多维视角，让我们知道多种人的不同看法，让我们看到一个丰富的、色彩斑斓的中国，而不是单一的中国。 读品：在提倡文化自信的今天，为何仍要"借一双眼睛看中国"？ 徐海：文化自信不仅仅是一个结果，它还是一个原因。几千年的文明史，以及近几十年来在文化领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让我们足够自信地去接纳外界的眼光和评价。我们的自信不是凭空来的，需要我们继续努力。提倡文化自信，放弃对优秀成果的吸纳是不行的。如果心胸不开阔、眼光固守，自信就会变成自卑，变成固步不前。
将最重要的资源投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读品：上世纪八十年代，各地纷纷推出丛书，有的比江苏早，有的在当时影响力巨大，但只有江苏的这套坚持至今。这种坚持与出版社的理念有何关系？ 徐海：曼昆的《微观经济学》第一句话就是" people face trade-offs "，人们面临取舍。换言之，人们取得一个东西，一定会失去一个东西。没有"取"就没有"舍"，没有"舍"就没有"取"。出版社精力有限、人手有限，不能把该取的东西舍了，把该舍的东西取了，这很重要。大家都在问：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为什么坚持三十年不渝？其实他们不知道，我们有坚持也有放弃，我们放弃了很多。就丛书而言，我们把有限的精力、最好的编辑、最重要的资源都献给了这套丛书，专注于将它打造成大规模的、涉及面广的、影响巨大的图书品牌。事实上，对于丛书选题本身，我们也是有所取舍，我们到今天出了 180 多本，但我们同时舍去的有另外上百本。 读品：具体来说，丛书选题的取舍标准是什么？ 徐海：首先，我们这套书的宗旨，刘东在序言里讲得很清楚，就是寻找中国现代化的入口。近十年来，中国现代化建设突飞猛进，经济总量排到世界第二，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提高。但是现代化是个多维角度，不仅仅是经济现代化，也包括人的现代化，现在仍有很多不够现代化的地方。第二个决定标准就是要有建设性，有些书学术上很有价值，但是不符合中华民族发展的大方向，这样的书我们会舍弃。第三，我们一定要选海外顶尖学者最具代表性的著作。 读品：丛书得以坚持 30 年不辍，是编辑团队与主编长期良好合作的成果，出版社是如何处理与主编刘东先生的关系的？ 徐海：丛书生命力的长短，跟丛书主编关系极大。我们跟主编刘东先生有三十年的交往，他对我们很满意，我们对刘东先生很尊重。刘东先生是这套丛书得以旺盛的一个根本，他的坚持成就了这套丛书。 十周年的时候，刘东教授跟我们签过一个合同——如果江苏人民出版社不准备出版了，他可以拿到别的社去出版，我们不该反对；如果刘东教授心有旁骛、不编这套书了，我们也可以选择其他的编者继续合作，他也没有异议。我看到这个协议，感慨万千。刘东教授最近的著作《天边有一块乌云》，就是讲世事的无常与不确定性。所以我们无比珍惜这个机会，我们双方都在努力，把自己的心血尽可能地全部放入这部丛书里面，使这套丛书能够源源不断地根深叶茂、生生不息。我也希望，再过三十年回首今天的谈话的时候，我们还在坚守，我们的后来者还在坚守。 希望未来参与到海外中国研究的背景中去 读品：丛书依然在不断生长、壮大的过程中，对于如何更好地办好这套丛书，您有何想法和规划？ 徐海：我的想法首先是"不变"，我们的传统不要轻易变，中间我们有一些变，很快被否定了，所以"不变"是基本的准则。第二，现在我们每年出 6 到 8 本，我总觉得我们出版的量还是少了一点，每年应该扩大到 10-15 本，之所以要保证量，是因为我们要牢牢占据海外中国研究这个领域的最高点。第三，我希望我们的编辑，能够参与到海外中国研究的背景中去，我们需要培养一些专家型编辑，而不仅仅是来稿编辑，这是我的期望。 另外，从选题上来看，早期汉学偏重于对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研究。随着世界变小，中外交流加剧，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在中国居住、生活、研究、学习，更多的海外学者开始对当代中国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这样的著作越来越多，因此我们加大了对当代中国研究选题的引进、翻译、出版力度。《一江黑水》《城市里的陌生人》这些就是对当下中国的研究。
读品：量的扩张会不会造成营销跟不上？有的出版社也出这方面的书，他们可能一年就出一两本，那一两本书如果放在"海外中国研究丛书"里面也就是普通的一本书，但他们宣传力度很大。 徐海：出版不及时，发行跟不上，营销不到位，七八年前这个问题很严重，但这几年我觉得情况在变。但无论如何，有十个儿子跟有一个儿子，是个根本性的区别。你知道，他一个儿子培养得再好，再优秀，我有十个儿子呀，力量很强大，所以我们形成了一个优质板块。他们是一棵树，我们是一片森林，我们不仅仅关心森林里面哪一棵树长得怎样，更关心这片森林是否茁壮成长。 读品：江苏人民出版社是中国学术出版重镇，请谈谈您的出版理念。 徐海：原创、首发、稀缺性，这是我一贯秉持的观点。我们不跟风，不出重版书，不出公版书，《红楼梦》我们不出，《巴黎圣母院》我们不出，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我们也不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理论上不算原创了，但是其中很多作品是由我们首次引进出版的，这是我们的眼光。很多出版社不是通过眼光来出书，而是通过销量来出书，这不是我们的追求。还有一个就是稀缺性或者唯一性，一定是别人较少涉及或未曾发现的领域和选题。提供给读者独一无二的阅读享受，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读品：请推荐几本令您印象深刻的书？ 徐海：我最近又翻阅了《施剑翘复仇案》。施剑翘刺杀了孙传芳，后来从死刑改成了有期徒刑，这本书写大众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在传媒领域的影响，最后导致案件的改判，我们过去没人把它当成一个很有学术意义的事件，大多当成一个历史故事。总体来看，写东西不深，研究问题不细，结论大而化之，依然是国内学术界的普遍现象。另外《一江黑水》《城市里的陌生人》《毁灭的种子》我也很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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