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睛不好的董健现在要靠耳朵来读书。他当然放不下，他毕竟是个读书人 桌上这本1999年出版的余华作品集已经读了一半，剩下的两篇中，《许三观卖血记》也已经开了头，董健打算四天之内“看”完这本早就熟稔的书。实际上，这位80岁老人早就看不清眼前了，数年前的一场眼疾，让他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有时，熟人迎面走过来跟他打招呼，他只有靠声音才能认清对方的身份。 可董健就是放不下读书，他只好央求自己的妻子，每天花一些时间把书上的内容读给他听，靠耳朵来读书。他当然放不下，他毕竟是个读书人。这个身份不同于学生、文书、落后分子或者老师、教授、南京大学副校长，这个身份已经跟了他一辈子。 现代快报记者 贾磊/文 邱稚真/摄 01 妻子岁数也大了，董健不得不削减自己的阅读量，他挑了好久，才选择了这本余华作品集。在狭小且古旧的书房里，妻子读书的声音声声入耳，董健舒服地倒卧在椅子里。这样轻松的阅读体验，很容易让他想起自己刚刚读书的时候。 1944年，8岁的农家子弟董健初入学堂，那时，因为营养不良，他看起来瘦弱矮小。在讲究耕读传家的家乡山东，他这样的体格“干不了农活，只适合读书”。当时的学校有两套教材，一套是国民政府编写的新式教材，一套则是传统的《三字经》《千字文》和《弟子规》。 “认识的第一个字是‘人’，然后是‘男人’和‘女人’，再然后是‘中国人’和‘日本人’，学到的第一句话是，‘中国人很多很多，日本人很少很少。’”尽管已经过去了大半个世纪，董健依然清晰地记得自己刚开始读书时的情形。 从第一堂课上学到的理念，直接影响了董健的教育理念，他的许多学生都用诸如“由浅入深”和“潜移默化”的词语评价自己的老师。 少年董健当然不会想到未来，当时他就像中学时的你我，正被小说这种书所吸引。 对于当时的董健来说，《西游记》和《水浒传》比《红楼梦》更好看，他把孙行者和武二郎的每一个桥段都熟记于心了，石头记依然只翻看了前面几页。 1956年，参加工作之后的董健考入了北京俄语学院，开始接触俄国文学，读完一年级后，中苏关系开始紧张，董健转到了南京大学中文系。 这时的董健，虽然依然是根据兴趣在读书，却已经有了自己的方向。 “从那个时候开始接触文艺批评，最崇拜别林斯基，还专门画了他的像贴在床头。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也对我影响很大。”董健说，当然，他也阅读了诸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类的“流行书”。 02 在南京大学读完本科，董健成为陈中凡教授的中国戏剧史研究生。毕业后留校，1966年初，南京大学搬到乡下一个农场去办学。 当时匡亚明校长正在试验“半工半读”的教育模式。匡亚明对董健颇信任，把他调到学校里编小报《劳动与学习》。 不久“文革”爆发，董健出身不好，写过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文章，又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陈中凡的研究生，因此很快成了同学群中的“落后分子”。当时，他很迷茫，更加寄情于读书，但当时匮乏且单一的书籍让他更加困惑。 1978年后，这种情况才开始改变。董健也开始了他“恶补”的读书阶段。 “我在1980年代开始恶补。这个恶补是伤身体的，太累了，是短期的补。我写《田汉传》，田汉讲他在日本读过的书，我就赶紧拿来读。他读西方的戏剧、小说理论那么多，我都来不及读，但是完全不读，是没法写的。我们这一代被耽误得特别厉害。”董健说，“我们这一代文化人都是过渡性的人物，不可能出现很有成就的学者。当一个好的过渡性人物，能够把我们对这个社会的认识、记忆和体验不打折扣地说出来，讲点真话就不容易了。” 恶补之后，董健迎来学术高峰期，重点研究“戏剧艺术”和“中国当代文学史”，在这两个领域，他留下了《田汉传》《陈白尘创作历程论》《戏剧艺术十五讲》《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等著作。 如今，这些著作与读过的好书、学生好友的著作以及一些资料书籍都堆放在董健的书房里，打开室门，满是墨香。 03 当过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还做过南大副校长，董健育人无数，2015年11月8日，南京大学举办董健学术思想研讨会，2016年1月3日，包括“戏剧研究”“文学评论”和“文化批评”三部分的《董健文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董健的理论跟读书有关，他的思想，一大部分倒是他的读书心得。“所以，当我眼睛看不到的时候，我觉得还不如立刻死了。”董健说这句话时，脸上满是淡然。“我要是没有家人的话，一定这么干了。” 几年前，董健为了写一篇学术文章在电脑上工作至深夜，完成后，他站起来，眼前却一片发黑，妻子走到跟前，但他说，“我看不见了。” 眼疾之后，董健曾经消沉过一段时间，但很快恢复过来，他依然看书、写文章、思考、批评，只是换了一种方式。 昔年的大学老师如今致力于“启蒙”，致力于传播“追求历史真实就是追求真理”一类的理论。如今，他的生活倒是极为切合“返璞归真”的朴素道理——每天早上，老人起床，穿上一双如今已不多见的解放鞋，走进自己开辟的一块菜园。闲暇时，他就窝在沙发里，听妻子读书，感悟真实。
董健 1936年1月生，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曾任中文系主任、南京大学副校长
对话 追求历史真实 就是追求真理 董健是一名读书人，也是一名思想者，同时还是一名教育家。多重身份的交织，让他对这个世界洞若观火。 读品周刊：回顾所受的教育和亲历的风云，你觉得自己这一代跟上一代比，有什么特点? 董健：我们这一代是1930年代生，1949年以后受的中学和大学教育，我们这一代有两大弱点。第一大弱点，我们是在乌托邦的鼓舞之下成长的，献身美好理想，完全否定“个人”。第二个弱点是我们这一代由于长期参加政治运动和体力劳动，没有办法去读书，读书甚少，知识结构严重不合理，使得我们在学术研究上达到一定的高度很困难。 我们很多西方的现代化知识是在“文革”之后补课学来的，有时都来不及补。我到俄罗斯跑了一年，到美国也去短期访问过，但是已经来不及补上所缺的东西。我的老师这一代，总结自己的一生是分为三个阶段：五四以后找到自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迷失自我，到了1980年代以后重新回归自我。我们没有这三个阶段，一开始就没有自我，一直到了林彪垮台以后我们才慢慢开始觉醒，到现在还在寻找自我。我们这一代应该讲都废掉了，我们就是在矮子里面选将军，“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两大弱点是历史给我们的，是谁也逃避不了的。 读品周刊：如今您已经80岁了，新一代的人已经成长起来了，不过，他们身边有电脑，有手机，面临的诱惑又不一样，您对他们有什么读书方面的忠告? 董健：现在的书太多了，所以，读书之前，一定要对书做一个选择。要读好书，什么样的书是好书。经得住时间和历史考验的书就是好书，像我们当年曾经疯狂地研究一些苏联的著作，不光看中文版的，还看俄文原版的，消耗了很大的精力，但几十年后，历史证明这些书的理论都是错误的，这些书就白读了。另外，选择书就一定要选择真实的书，这个真实包括历史的真实、细节的真实、灵魂的真实，要是内容不够真实，是永远读不出真理的，追求历史真实就是追求真理。 现在的书太多了，任何人都做不到把所有书都看一遍，所以看书要有详有略，就像曾国藩说的，看书分为读和阅，读就是精读，阅就是概览。 最后，还要告诫大家，读书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选择书就一定要选择真实的书，这个真实包括历史的真实、细节的真实、 灵魂的真实。要是内容不够真实，是永远读不出真理的 追求历史真实就是追求真理 |
